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与科技体系正在重塑。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国家安全与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核心要素，各国竞争正从资源与市场向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转移。从硅谷的创新生态到德国“工业4.0”、以色列创业体系，无不说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是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在此背景下，中国正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阶段。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巨额投入并未同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大量科研成果滞留在实验室，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科学家与企业家（即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核心主体）本应形成互补与共赢，但现实中协同效率低下。科学家注重学术突破，企业家追求市场回报；科学研究周期长，企业决策周期短；科学家重原理与知识积累，企业家重产品与成本回报。这种目标差异与机制错位，形成了成果转化的堵点。
总体而言，深入研究科学家与企业家协同的障碍与解决路径，不仅关乎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加强完善，也决定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实现跨越、赢得主动。“十五五”时期，要聚焦“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这一关键命题，分析协同困境、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系统性破解策略，以期为政策制定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照与实践参考。
创新链与产业链是推动科技成果从知识到价值转化的两条主线。前者指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商业化应用的全过程；后者涵盖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产品装配到市场流通的全流程。二者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环节交汇，这一环节既是创新链的终点，也是产业链的起点。
要推动两链融合，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创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价值。科学家提供知识源头与技术突破，企业家则具备资本整合与市场转化能力。只有科学探索与市场机制形成闭环，才能实现从实验室原型到产业化量产的跃迁。在实践中，这一转化过程往往困难重重。科技成果需要经历中试验证、工艺优化、工程化放大、市场培育等多个阶段，稍有环节断裂便难以落地。这也代表着，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从宏观数据看，中国融合进程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潜力尚未充分释放。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显示出创新驱动对结构升级的正面作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合同额有所增长，但与3.9万亿元左右的研发投入相比仍显偏低。这种“高投入、低转化”的结构性矛盾是创新体系内部断裂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必须打通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壁垒，真正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在全球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协同有助于破解“科学家困于实验室、企业家疲于市场”的割裂难题，让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目前，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协同仍面临现实困境。
科学家与企业家协同困境的根源在于二者遵循着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科学家的核心驱动力是学术声誉，其成功标准由论文发表、项目获批和职称晋升构成，这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探索周期长、风险高的前沿知识。而企业家的核心驱动力是市场回报，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利润增长和市场占有率，这要求他们必聚焦效率、控制风险、追求短期可见的商业成果。
这种内在的价值冲突，使双方的协作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科研活动的长期性与企业追求短期回报的诉求存在天然矛盾，导致双方的合作难以协调。当前，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等关键制度安排仍存在模糊地带，这为合作埋下了信任的隐患。许多看似前景广阔的产学研合作，往往停留在初步接洽阶段，难以推进到实质性执行，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以数字技术赋能全链条创新，要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研发、生产环节的深度应用。图为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应用。 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组委会供图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中试环节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最险峻的“死亡谷”。在实验室中表现优异的技术，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便会面临放大效应、工艺稳定性、成本控制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科研人员普遍缺乏市场意识，企业则难以精准评估技术成熟度，双方的信息鸿沟最后导致技术供需的严重错位。
我国已变成全球第一专利大国。截至2025年6月，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01万件，但“专利沉睡”现象尤为突出。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持有的有效发明专利近百万件，占总量的20%以上。企业研发以市场为导向，高校院所的专利更侧重基础研究与学术价值，往往存在转化周期长、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这些“先天不足”使得大量高价值专利在转化途中步履维艰，最终被束之高阁，造成了创新资源浪费。
科技成果转化，尤其是在跨越“死亡谷”的关键阶段，高度依赖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然而，现实情况是金融支持严重不足，形成了明显的资金断层。
在市场化融资渠道上，传统金融机构因规避风险而对早期项目普遍持谨慎态度。虽然政策层面积极发力，例如2024年央行推出的5000亿元科学技术创新再贷款（2025年再次增加3000亿元，目前总额为8000亿元），其中1000亿元定向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首次贷款，但这对于数量庞大的早期项目而言，其支持力度仍然有限。
在政府支持层面，引导基金也未能有效填补这一空白。其固有的审批流程冗长、退出机制不畅等问题，导致资金无法及时、有效地拨付和使用，难以真正为创新项目分担风险，呈现出“到位慢、兜底弱”的窘境。
系统性的资金供给不足，在风险最高、投入最大的中试熟化阶段集中爆发。稳定资金的缺位，使大量有潜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成为阻碍创新、制约成果落地的关键瓶颈。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障碍。当前，制度环境的束缚与政策执行的偏差，共同构成了阻碍创新成果落地的系统性壁垒。
第一，产权束缚导致处置权缺失。高校专利被纳入严格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其审批流程和转化周期，限制了科研人员对成果的自主处置，使其难以主导转化过程。
第二，激励虚置导致积极性受挫。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收益分配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但高税负、长周期的兑现难题，使政策红利难以转化为实际收益，挫伤了科研人员的转化热情。
第三，执行偏差导致政策落地难。“玻璃门”现象在政策执行中都会存在。“玻璃门”现象是指经济领域中名义开放但实际存在限制的隐性壁垒。中央的优惠政策在层层传导中或被附加额外条件，或被搁置，导致新技术产品在进入市场时，依然要面对高昂的制度易成本，创新活力受到抑制。
我国在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过程中，既需要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立足自身优势，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美国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引导的成熟模式，硅谷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高校、创新型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紧密互动，大学不仅产出前沿科技成果，还催生创业企业；教授创办公司或担任技术顾问成为常态；学生在读期间即可创业；风险资本为早期创新提供充裕资金支持；大企业通过收购初创公司快速获取新技术。美国政府在其中主要扮演战略引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角色。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联邦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允许其自行决定专利处置和收益分配，极大地激发了高校成果转化积极性。
美国经验提醒我们，产权明晰是成果转化的前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支持不应扭曲市场信号；建立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至关重要；风险投资等市场化金融工具是支持早期创新的有效方式。
德国作为制造强国，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应用研发主导型”模式。以弗劳恩霍夫协会为核心的应用研究机构网络，定位于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桥梁，不做纯基础研究也不直接做产品研究开发，而专注于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应用技术。其“政府拨款+企业委托+竞争项目”三元化经费结构，既保证研究所运行稳定性，又促使其必须面向市场提供有价值服务。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大且重点聚焦自身制造能力提升。德国还拥有完善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为制造业输送大量技术工人，使“好技术、差应用”问题得以避免。
德国经验启示我们，建设定位清晰的应用研发机构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有效路径；多元化的经费结构能兼顾研究独立性与市场导向；企业应成为创新主体，但要专业机构提供共性技术支撑；技能人才教育培训与标准体系建设是科技成果转化不可忽视的支撑要素。
中国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应用提供广阔空间；完整制造体系和强大产业能力为科技成果工程化提供坚实基础；新型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能够集中力量突破；数字化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积极，为科技成果落地提供资源支持。
现阶段，中国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成果偏少；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渐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成果转化合同额与投入规模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科技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早期投资和中试熟化资金供给不足；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尚未彻底，“唯论文”导向仍然普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得到加强，但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问题依然存在。
基于这些状况，中国应坚持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一方面，应借鉴美国的市场化机制、德国的应用研发模式；另一方面，应立足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当前，要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学技术金融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系统性改革，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是驱动高水平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何破解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协同困境，具体路径如下。
破解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协同困境，需要超越简单的项目合作，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协同创新生态。其核心路径在于搭建高效平台与重塑关键机制。
第一，打造两类核心载体，夯实协同基础。一是优化制造业创新中心布局。总结推广现有的国家级中心的成功经验，明确其“承上启下”的产业共性技术定位，并全面实施企业化管理与市场化运作，使其成为连接产学研的“枢纽”。二是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将其作为打通“基础研究－产业应用”断点的关键力量。在经费上实行“稳定+竞争”的多元供给，在管理上赋予高度自主权，在人才上鼓励双向流动，确保其既不脱离学术前沿，又不偏离市场需求。
第二，重塑三大关键机制，激活协同动力。一是风险分担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保险+投贷联动”的多层次风险分担体系，让早期风险有人“兜底”，技术风险有处“转移”，融资风险有法“缓解”。二是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以知识产权共享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清晰界定各方权责，确保贡献与回报相匹配，从根本上激发合作内生动力。三是预期管理机制。通过透明的制度设计，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提供明确的收益预期和可控的风险边界，变“博弈”为“共赢”，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
改革科研评价与激励体系，是激发成果转化内生动力的根本所在。这需要从科研人员和企业两端同时发力。
在科研人员端，核心是“破旧立新”，让价值导向回归实践。第一，改革评价体系。必须坚决贯彻“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人员，侧重评价其学术贡献与影响力；对应用研发人员，重点考核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成果转化绩效。第二，强化激励导向。将专利实施、技术服务等转化活动明确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使科研人员的贡献与职业发展直接挂钩。在物质激励上，要确保团队获得不低于法定比例的转化净收益，简化流程、缩短周期。同时，对突出贡献者采用股权、期权等长期激励，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利益捆绑。政府应完善个税优惠政策，切实降低科研人员税负。
在企业端，关键是“松绑减负”，让创新活动无后顾之忧。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简化申报，支持创新产品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并落实首购首用政策，让企业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另一方面，优化制度环境。建立创新失败的容错机制，对因技术或市场问题造成的失败给予合理豁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度提高侵权成本，确保创新者获得应有回报，营造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
建设定位清晰的应用研发机构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有效路径，技能人才教育培训与标准体系建设是科技成果转化不可忽视的支撑要素。图为高校学生在进行超级计算比赛的场景。南方科技大学供图
破解科技公司的融资难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进一步系统施策，打造一个覆盖全生命周期、汇聚多元资本的创新金融生态。
第一，打造一条“接力式”的融资链，陪伴企业全周期成长。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对早期项目，以政府引导基金为杠杆，撬动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敢于雪中送炭；对成长企业，以银行信贷创新为抓手，推广知识产权质押等信贷，善于添砖加瓦；对成熟企业，以多层次长期资金市场为跳板，支持上市融资，助力行稳致远。
第二，补上一块“压舱石”式的资金板，攻克中试熟化难关。中试是资金链最脆弱的一环，必须予以重点保障。一方面，通过国家专项支持，建设一批公共中试基地，解决“没地方试”的难题。截至2025年11月，中央企业190个中试验证平台已面向社会累计提供超过400项中试服务。另一方面，设立中试熟化资金池，提供专项支持，解决“没钱试”的困境。2025年我国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庞大的成果存量更需要畅通的中试资金支持来激活。
第三，激活一套“组合拳”式的工具箱，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必须创新工具与机制。在机构层面，推动设立专营机构，建立懂技术的评审团队。在产品层面，扩大投贷联动，发展科技保险，形成“股权+债权+保险”的风险共担模式。在基金层面，推动政府引导基金走向市场化、专业化运作，通过容错和退出机制，让财政资金活起来、转出去。
通过构建一个全周期、有重点、多工具的金融支持体系，才能真正为科学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动能。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破除成果转化制度性障碍的根本保障，核心在于“赋权”与“免责”双管齐下。
首先，以“赋权”激发动力，以“松绑”提升效率。全面实施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从根本上激发其内生动力。同时，简化国有资产处置审批程序，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转化活动由单位及个人自主决策，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干预，提升决策效率。
其次，以“免责”消除顾虑，以“机制”划定边界。完善容错免责机制是消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的关键。明确科研人员的尽职要求，对履行勤勉义务但因客观因素未达预期者不予追究。建立由专业机构主导的尽职调查与责任认定机制，科学区分正常失败与渎职失职，为敢于创新者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
最后，以“专业化”补齐短板，以“人才”夯实基础。当前，我国高校院所虽有上千家技术转移机构和近两万名专职人员，但整体专业化水平仍是短板。为此，必须支持建设一批市场化运作的技术转移机构，提供全链条专业服务。同时，大力加强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并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从源头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能力。
数字技术是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引擎。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应从技术应用、基本的建设和生态构建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首先，以数字技术赋能全链条创新。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研发、生产环节的深度应用。在研发端，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平台，运用仿真模拟、数字孪生等技术，缩短开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在生产端，通过智能装备与智能工厂建设，实现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双重提升。
其次，以数字基建夯实转型底座。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网络站点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底层支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数据相互连通，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供应链协同优化。建立产业大数据平台，汇聚技术、市场、政策等多维数据，为企业决策、政府监管和创新合作提供信息支撑。
最后，以数字生态培育转型动能。一方面，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支持发展服务商，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轻量化的解决方案；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开放平台能力，带动产业链协同转型。另一方面，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加强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环节安全责任，在保护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总体而言，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是驱动高水平发展的核心引擎。让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真正从“书架”走向“货架”，从潜力转化为竞争力，重点是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深度协同。我们一定要以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市场激发主体活力，以文化涵养创新土壤。科学技术创新的活力，源于协同的深度；创新生态的成熟，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共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有信心、有能力通过深化改革与开放合作，构建一个开放、高效、包容的创新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学技术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